关于大历史（macro—history），黄仁宇认为：“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能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大历史”就是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黄仁宇在用大历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时，注重从小事件看大道理；注重从长远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观察历史；注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用大历史的观点来审视新中国70年，就是要避免用西方政治道德主义来简单否定、污名新中国历史的认识误区，而要从新中国发展与近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成效、新中国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成效、新中国发展与国际共运发展的命运与前途这三个角度来加以审视。如此的研究，我们方能得出相对客观公允的结论。
一、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的角度考察新中国70年的成就
进行比较研究是目前学术界很流行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助于人们拓宽视野、形成动态的历史认识。但是比较研究要想获得科学的结论，其前提是必须要找到科学的比较对象，遵循一定的科学的规则。考察新中国的历史成就，简单地孤立地进行70年的纵向比较是不够的，还需要横向地加以比较，从世界的发展大势中加以考察，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确定它的世界方位。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发展的大势，现代化程度实现的高低是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所以，研究新中国70年的历史，应当置于现代化的视野之下。但是，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现代化的模式和途径并不完全一样，原生型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就有很大差别。原生型现代化国家，主要是英国，世界上多数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如德、日、俄，如拉美、非洲、亚洲国家。中国是在陷入半殖民地状态后走向现代化发展途径的，属于典型后发现代化国家。基于以上的认识，我在分析考察新中国70年的世界历史方位时，选择了德日、拉美、亚洲一些国家作为参照系，以这些国家建立独立民族国家70年的历史发展成效作为参照对象来加以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民族国家独立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具有转折性关键意义
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社会现代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德国、法国、日本这些已经走向世界现代化前列的国家，还是亚洲、非洲、拉美那些广大的处于现代化发展的中低级层次的国家，它们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都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实现的。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既不可能获得本国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全的外部环境，也无法形成强大的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所需的公共国家权力，自然无法走上现代化道路。所以，实现民族国家独立，按照现代化的原则和思路重新组建民族统一的国家，是所有现代国家从落后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
以德国为例（见表1），1871年1月德国实现统一前有300多个邦国，在当时的世界和欧洲均无地位。统一后的德国，在40年间就一跃跻身欧洲和世界最强国家行列。1870—1913年德国谷物产量由1500万吨增至3100多万吨。1871—1914年，其铁路里程从2.1万公里增至6.2万公里，轮船吨位由8.2万吨增至510万吨。1851—1900年间，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美国有33项，法国75项，英国106项，而德国达202项，接近英法美的总和。而在此前1750-1800年的世界重大科技成果，英国有37项，法国有54项；1801-1850年的世界重大科技成果，英国有92项，法国144项，德国榜上无名。1901—1920年，诺贝尔奖获奖情况：美国2人次，英国8人次，法国11人次，德国20人次。1889年德国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成为工业国家。1850—1870年德国农业净产值从50亿马克增长至67亿马克。1870—1913年间，德国的煤炭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加到27730万吨。1860—1870年德国的工业增长率年均增长2.7%；1870—1880年即达到4.1%；1880—1890年为6.4%；1890—1900年为6.1%。德国文盲率也逐年下降，1865年为5.25%、1881年为2.38%，1895年为0.33%。德国统一后的40年间取得的进步远远超出统一之前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再如日本，在1887-1936年的50年间，国民生产总额增长了近20倍。钢铁产量在明治维新后的30年才只有5万吨，40年后达到685万吨，增长了136倍。尤其是日本的教育，其现代化的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其它行业。日本在1872年就颁布了新《学制》，一方面规定了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一方面规定了义务教育，其小学入学率在1873年为28.1%，1891年为50%，1900年为80%，1902年为90%，1911年为98.2%。日本在统一后70年间发展也非常迅猛，与统一之前相比较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世界上的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是在二战之后实现独立的。虽然，个别国家因为战乱等原因使得经济发展波动大，甚至出现倒退，但它们在实现独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增值总体上都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见表2）。
如表5所示，拉美四个重要国家在二战后50年与美国发展相比是越来越慢、差距越来越大，只有墨西哥基本持平。而中国却呈现出越来越快、差距越来越小的趋势。1949年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到2000年提高到2.5%，到2017年更是提高到近14.7%。这个数字充分说明新中国70年发展的速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情况。
新中国70年成功发展的事实对于世界的意义，就是为人类美好追求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
以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新中国的发展，需要从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以横向的比较审视，也需要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中加以审视，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新中国历史应当居于何种地位？要作这方面的分析，一个直接简单的办法就是以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前后的发展情况与新中国70年前后加以宏观比较，看看两者之间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当然，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看，这种简单的历法时间的比较是不够科学的，因为不同历史时代的历法时间内历史发展的特点并不一样。古代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70年与近代社会发展的70年在其内容和发展速度、取向都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作为中国完整文明史的延续和发展，对于新中国历史的研究必须要放到整个中国历史当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的研究和审视，才能突显其历史主体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更加清晰新中国的历史定位，才能更加明白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选取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建立70年的发展情况作为比较，主要是找到一个大致的历史比较点，而不是仅仅限于这个70年，其实就历史的发展内容来说50年、70年、100年都是一个相对的参照系和发展趋势而已，真正的实质性内容往往并不停留于简单的固定的年份。所以，本节论述时所选取的资料也不仅仅限于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的时间，而是以此作为标志往上回溯和往下延伸。
40多年前，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就对当时不到25岁的新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宏观的评析。他从人民的真正解放、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民族“武德”的重现、经济建设成就四个方面肯定了新中国的价值，认为：“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并且可以长期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最后，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我并相信我的论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这篇结论至今读来，总体还是站得住脚的，对于我们认识国史的定位具有参考意义。
（一）新中国历史70年发展与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发展比较研究。
之所以将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建立70年发展进行比较，乃因为他们之间具有可以比较的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就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寿命在200年以上的，如西汉（210年）、唐（289年）、宋（319年）、明（277年）、清（268年））在建立70年左右往往达到在经济、政治、文化、国防、人民生活都居于该朝代的上升期。它与同时期的周边邻国比较，也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整体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
汉朝建立于公元前202年，其建立70年时的公元前132年正是汉武帝意气风发开始独立执政的时候。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即位。而在其即位之初，汉朝经过60年奉行黄老政策的休养生息，实行轻徭薄赋、宽刑正法、使得当时的国家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和谐场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从汉初“至武帝之初70年间，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媿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汉武帝即位初期，不仅年幼缺乏经验，且受到其祖母窦太后的制约，不能充分施展抱负。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即位正好十年，而公元前135年其祖母去世使得他少了羁绊、又具有了独断乾纲、大展宏图的条件。公元前133年他就谋划打击匈奴——这个对于当时的汉朝威胁最大的外部敌人。此后的14年间，他发动了对于匈奴的大规模打击，使得自汉初一直威胁汉朝的匈奴被逐出漠北，解除了北部最大的外患。紧接着，他遣使通西域，定闽粤，征高丽，拓蜀郡，使得汉代疆域空前广阔---北至贝加尔湖，南达海南岛，西至新疆，东至大海。同时设立太学、独尊儒术、任用贤能，改革币制、盐铁官营，使得汉朝建立70年后的汉武帝时代达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国力全面强大的时期。
唐朝建立于618年，70年后的688年是武则天统治时期。虽然武则天在唐高宗时候就参与政事，但名正言顺地治理国家还是683年高宗去世，尤其是690年改国号称帝之后。688年是武则天称帝前的两年，该时期是唐朝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繁荣的阶段，疆域广阔，社会稳定，国泰民安。武则天时期，她篡改国号、重用酷吏、大兴佛教、诛杀李姓宗室。虽然朝内政治斗争激烈，但它上接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整个唐朝的社会发展处于持续上升的发展阶段。时人批评武则天主政乃“奸人妒妇之恒态也”，但也认为她“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可以说，唐朝建立70年前后国家很有生机和活力，处于明显的上升阶段。
宋朝建立于960年，70年后的1030年正是宋仁宗当政时期。这一年，年仅20岁的仁宗皇帝在崇政殿亲自主持“殿试”，录取了欧阳修、蔡襄，此时的宋仁宗很有大干一番的抱负。当时的北宋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皇帝的经营，到仁宗即位时边境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社会总体上达到了此前宋朝前所未有的水准。宋仁宗即位后宽刑仁慈、重视文化、发展农业，文化科技发展迅速，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个都产生在他当政时期。后人对于宋仁宗时代评价很高，曾国藩曾将宋仁宗与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并列：“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由此可见宋仁宗时代在历史上的地位了。
明朝建立于1368年，70年后的1438年是明英宗统治的年代。英宗是1435年即位的，当时才8岁，1438年才11岁，自然只是挂名皇帝而已。但在即位前，经过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的努力，明朝已经进入到该朝的盛世阶段。当时对外有郑和下西洋，北部的鞑靼、瓦剌、东北的建真、南部的交趾都归顺明朝。加上内部重视农业，发展工商，惩贪养民，出现了史称“仁宣之治”的大好局面。
清朝入关是1644年，70年后的1714年是康熙末年。这是清朝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的开始阶段。当时，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湾、败沙俄、征服葛尔丹，内部重视农业生产、俭于用财、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奖励垦荒、致力治河、重视科举，整个社会呈现出煌煌天朝大国的气象。由此可见，清朝建立70年的时候是清朝最辉煌的时候。
从上述王朝建立70年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成立70年，我们发现，虽然其所处的时代差异大、各自的生产力内容也有所差异，但是整体的发展趋势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甚至在这个时间段前后达到了该制度体系下最高的发展水平。这也充分说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动力和方向的一致性。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健康继承和更高层次的升华。中国古代这些王朝建立70年的时候往往也是该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需要我们汲取中国历史上王朝由盛而衰的经验教训。
（二）不要机械、简单、静态地比较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王朝70年的历史发展。
笔者之所以尝试将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的70年加以比较，主要想从完整的中国历史的视角认识新中国历史在宏观上的定位，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趋势，对于人们更深刻认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在这个比较研究中一定要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加以审视，而不能机械、简单、静态地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要防止循环史观的研究方法。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注重史实的考证辨伪，注重历史道德评价，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方法和传统，但其不足之处，就是历史方法论中缺乏用进步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比如在认识历代王朝兴替更新的问题上，喜欢用循环史论来加以解释，喜欢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解释历史变迁的规律，以这样的史观来进行比较研究肯定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用循环史观来比较新中国历史和中国王朝历史发展，很容易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的问题来简单类比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就很容易得出悲观和消极的结论，更重要的在于其结论是非科学的。坚持用这样的历史观来进行比较研究，其危害往往比不研究危害更大，因为它是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进行的，具有迷惑一般观众的合理的资源背景。防止以循环史观来比较国史与中国古代王朝史研究的弊端，重点是防止几点：离开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离开特定社会关系来进行比较研究；离开人民的具体性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王朝历史发展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迎着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前进的、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它走出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家天下循环的怪圈。
其次要防止静态的研究方法。比较历史研究，有时需要点对点、面对面、人对人、事对事的直接类比，但这种类比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它给我们深入研究问题提供一种认识取向，而绝不是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就个别谈个别。它启发我们的是如何破解在这些貌似规律性的问题背后的原因和规律。把新中国建国70年和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进行比较，如果采取静态的研究方法，就会把古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移植到同时段的历史过程当中。比如把中国历史上王朝一般70年左右开始由盛而衰、王朝寿命一般200年左右的史实简单套用到对于新中国历史的预测和判断。这样的研究方法就是机械和静态的研究方法，它忽视了历史活动主体所具有的活跃性、发展性、能动性、动态性特点，使得生动丰富的历史研究变成了僵死的数学换算。
最后要防止离开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研究的弊端。历史时间与历法时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载体，历史时间的载体是特定的人类活动，而历法时间的载体是自然存在，离开历史时间去进行历史长度的比较研究，就是符号研究而已，活生生的历史内容被抽得一干二净。历史空间是历史主体活动赖以产生的客观环境，忽视历史空间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会出现移花接木似的魔术般的虚假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与游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王朝70年的比较研究，如果离开了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的研究，其结论一定是荒唐的、南辕北辙的，哪怕这种研究在具体的逻辑和方法上是多么的严密和认真。比如，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活动空间基本不出亚洲大陆，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的历史活动空间是整个人类日益密切联系的地球；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是以当时世界范围内农业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而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以世界范围的工业化、科技化为基础的。我们在对这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历史活动进行比较研究时就需要具体地分析，需要寻找这不同历史活动背后的问题，离开了特定的时空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得出客观的结论。
三、 从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
19世纪中叶，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潮流。尤其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由理想变为现实。苏俄支持下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其帮助下，世界五大洲先后建立了70多个共产主义政党。党员总人数约达400多万”。20世纪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发展的时期，到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最繁荣时，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在这场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并且推动着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研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的历史，都必须要从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以审视。
（一） 新中国70年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道路在落后国家成功发展的典型。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朴素的思想，可以说东西方很多民族早已有之。诸多宗教对于来世的向往其实就含有这种思想的价值追求，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看，就是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在欧洲产生于16世纪天主教的用语中，借以反对文艺复兴后个性解放带来的私欲膨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现象的泛滥。它反对的是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希望从全社会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政策、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侧重从批判西方社会在当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的自私自利的现象而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只不过他们把实现这种社会理想的途径寄托在道德良心的改善和发现上。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社会主义才逐渐发展成为一场波及世界范围的革命实践运动。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创权寄托在当时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身上。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872年，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革命运动”。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中提出：“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恩格斯在1893年6月27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但是，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
十月革命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必须首先在发达国家同时爆发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落后国家成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的苏俄及其支持成立的第三国际，一开始把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放在了欧洲。欧洲革命失败后，他们才把革命的中心放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亚洲，他们把日本视为革命的希望。最后在日本革命迟迟没有动静时，他们才注意到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才意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与苏俄的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独创性地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此建立了新中国。所以，新中国从诞生之始就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论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1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欧洲的国家包括苏联、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利亚、民主德国、阿尔巴利亚，亚洲的国家包括中国、蒙古、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美洲的国家有古巴（1989——1991）。虽然苏东爆发剧变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改旗易帜，国际共运遭受严重挫折。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格外繁荣的局面，其显示出来的生机和活力令世界瞩目。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向世人表明世界上至少还有1/4左右的人民仍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大旗，表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社会主义没有失败。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兴旺、领先于世界的发展速度，更是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同时，这一事实也表明，只要领导有方、措施得当、步骤合适，在落后国家建立起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是可能的。新中国70年的成功，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进行民族革命、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典范。这一成功给那些正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增添了无尽的信心和力量，尤其给那些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和长远的方法借鉴。
（二）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些辉煌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文明的超乎寻常的发展上，更体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得更加清晰和自信上。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使得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和时代性、未来性结合得更好了。
前民主德国领导人克伦茨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做了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成功首先在于它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苏联解体中得出的教训，不同于某些欧洲政党。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成功的另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尽管不利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是中国领导层明确地表示要坚持政策持续性和改革开放，坚持全民族的团结。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善于在理想和现实、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把握平衡点，使得我们总体的方向正确、步骤稳妥。我们不仅在改革开放时期坚持了这个原则，可以说整个新中国70年我们总体成功的原因都是坚持了这个原则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新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点：
1．坚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富国强兵是近代中国梦的基本内容，富国强兵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是工业化，而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残暴的原始积累和海外扩张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而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运用那样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搞现代化就只能自力更生了。新中国通过“三大改造”，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公有制的基础。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农业大国、手工业大国迅速发展为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体系比较完整的国家，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大贡献。
2．建立了一套中国特色、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势与中国特色的具体国情有机结合起来了。在建国初期，我们相继建立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使得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统一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形成。这套制度把政治所要求的秩序性和效率性目标很好地落到实处，使得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民主、公正和人民性有机结合起来，将民主的形式与民主的实质在现实条件允许的可能下完美结合。而这一套制度的创造性则毫无疑问是古今中外没有的，它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无疑是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3．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制度。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以是否取舍其中之一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基本标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思考，审慎而又决然地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个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来说当然是个巨大的贡献。
（三）新中国70年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大放异彩，提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活力的认识。
苏东剧变后，在一些人眼里尤其是那些仇视社会主义的人士眼中，社会主义一度变成了一个敏感词，甚至是一个负面词语，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外成为一些人嘲笑、贬低的对象，社会主义从一个当初令人憧憬向往的美好理想转而成为一切黑暗落后的象征。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光溢彩的生机，以铁的事实粉碎了贴在社会主义上面的各种负面标签，使得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有人说，一到中国，才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活力；也有人说，100年前社会主义救中国，100年后中国救社会主义。这样的论调虽然不一定周密严谨，但是其中所表达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社会主义重新正名，它让人们对于那些现在奉行资本主义、正陷入危机和困惑阶段的国家开始认真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思考其前途和命运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中国70年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大放异彩，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活力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更深刻的认识。（本文原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