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面对面③：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是如何夺取的？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推动社会剧烈变动的根本力量。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在“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政权更迭中，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中，革命以不可阻挡之势，牵引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代以后的中国，无数革命者为建设一个中国人民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而奋起抗争。伟大的革命是波澜壮阔的，但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辛亥革命“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其结局之惨淡之黯然令人扼腕。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扭转乾坤的气象和焕然一新的面貌，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的征程。

在28年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中，为了干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件大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千回百转中寻出路，在千难万险中向前进，在千磨万击中夺胜利，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作出了世所罕见的牺牲。这一“世界革命历史的伟大奇观”，其程度之剧烈、使命之光荣、影响之深远，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7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荡气回肠、感天动地的壮阔史诗，不禁感慨系之、壮怀激烈。

一 革命洪流立潮头

工人罢工、农民抗租、学生游行、妇女声援……进步力量在集结、在战斗，反动势力在恐慌、在发抖。中国这片压抑许久近乎窒息的大地震颤不已，深埋于人民心中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以喷薄之势迅速蔓延开来，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大革命狂潮，形成了高歌猛进、排山倒海的浩大声势。从沉默中觉醒起来的人们看到，前景是那么的光明乐观，胜利是那么的触手可及。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动员程度最深、波及范围最广的一场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短短几年后，为什么就能够领导推动这样规模和影响的革命运动？为什么革命主张就能够得到绝大多数进步力量的拥护和认同？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党提出了反映人民共同呼声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成为当时凝聚中华儿女凯歌向前的最强音符。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毛泽东、邓中夏、彭湃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脱下长衫西服、换上工装短褂，走进工厂矿山，走向田间地头，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主张，启发蕴藏在群众之中的革命觉悟，奋起同外国资本家、封建军阀、土豪劣绅作坚决斗争，在神州大地形成风雷激荡、风驰电掣的革命狂飙。

在当时的中国，列强和军阀“树大根深”，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可谓权倾一时、一手遮天。要扳倒这个庞大的存在，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形成最强大的正义力量，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正是基于此，我们党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国共合作后，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达到了高潮，汇聚成了大革命的滚滚洪流。

在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够预料到危险正在悄悄逼近，汹涌澎湃的洪流前方漩涡在弯处聚拢、暗流在深处涌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鼓动和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军阀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2万多名党员、近30万名革命群众惨死于敌人血腥的屠刀之下，革命事业陷入一片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毛泽东同志后来痛心地说，“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业以磨难成其伟大。革命热情退却之后，人们才清醒地看到，原来敌人躲在“隐秘的角落”，早已伸出难以察觉的罪恶黑手，趁我不备猛然给革命以致命一击，妄图把革命者斩尽杀绝。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幼年的共产党，无数革命者没有被吓倒，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化悲痛为力量，重新集合到党的旗帜下，继续投入新的战斗。

二 星星火种燎原势

南昌城头打响第一枪，秋收起义、琼崖举事、黄麻烽火、广州激战、闽西斗争、渭华暴动……枪声密集响起，硝烟四处弥漫，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进行英勇反击，以城市为中心、城乡联动的全国总暴动迅速推向沸点，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大剧不断上演。在中国革命寻路的艰难历程中，“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党付出沉重代价后的一次伟大觉醒，自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

“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当时，在共产国际错误思想指导下，党内部分领导人认为只要大规模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就能像十月革命那样一举取得革命胜利。在党内“左”倾盲动错误的推波助澜下，许多共产党人怀着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产生了一种近乎拼命的强烈冲动。事物的发展在错误指导思想和非理性情绪的共同作用下，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时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光靠一腔热血是无济于事的，不切实际地盲目蛮干，最终只能招致更惨重的失败。这迫使我们党更加冷静地思考：中国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在何方？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是暴力革命，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实现路径是在大城市首先爆发，再把革命成果扩散开来，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在以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印证。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短暂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917年数万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潮水般涌入圣彼得堡冬宫，赢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无产阶级革命“城市中心论”，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定律。

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可能通过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同志在认真总结党革命斗争经验后，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提出必须走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他认为，我国城市工人数量相对少，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反动统治者在农村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可以首先在农村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赢得全国革命胜利。

真理是不可战胜的，但探寻真理的道路却是坎坷崎岖的。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也没有现成的先例可循。共产国际也是持反对意见的。党内一些人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革命前途抱有悲观情绪。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以伟人的远见卓识，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深刻洞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正确性，预见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他满怀热情地描述中国革命的曙光，“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正确革命理论的指引下，以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发端，各地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红军力量不断壮大。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到中央苏区1933年3月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全国形成10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4个省级和6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红军发展到12万多人，党员人数超过13万。

党的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惊，紧急调集上百万军队，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为中心，向革命根据地发起规模空前的进攻，企图将红色政权一举歼灭。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反“围剿”斗争遭遇重大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带领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开启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使中国革命之路在历经磨难之后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三 抗击日寇显砥柱

日本，在古代一直是中国东边的“蕞尔小国”。但就是这样一个“明治维新”后发迹的岛国，趁中华民族陷入衰落之际，持续发动侵略战争，不断侵食我国国土。甲午战争占我台湾、日俄战争贻害东北、对德宣战强占青岛、策动事变建立伪满、挑起事端染指华北、七七事变全面侵华……通过这一连串操作，妄图“以蛇吞象”，占领全中国，进而实现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华大地掀起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反侵略战争。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正面战场节节抵抗，敌后战场步步深入，形成陷敌人于汪洋大海的包围之势，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空前的高度。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以最坚定的态度、最坚决的意志、最勇敢的斗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东北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告急……在日本铁蹄加紧践踏我国国土、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面对日本侵略不断加剧、国土日渐沦丧的严峻形势，我们党先后发表“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号召全民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这对挺起中华民族脊梁、唤起中华儿女斗志起到了精神引领作用，与国民党当局一度奉行“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内战还是救亡、反蒋还是联蒋、敌对还是合作……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团结抗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倡导、建立和维护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国民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改编红军番号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动员全国民众共御外敌……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号召下，海内外华夏儿女勠力同心、共赴国难，筑起了中华民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针对消极悲观的“亡国论”和盲目乐观的“速胜论”，毛泽东同志在深入分析时代特征和中日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科学论断，认为这场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可以发挥游击战、运动战的优势。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坚定了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决心。

白山黑水显英豪、平型关下破神话、百团大战壮国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始终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殉国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英雄群体，为抗战胜利流尽最后一滴血。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战略相持阶段在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形成对日军占领城镇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为夺取全民族抗战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四 解放战场凯歌旋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刚刚开始时，国民党总兵力约430万人、正规军约20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127万人、野战军61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1948年9月，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国民党总兵力减少为365万人、一线兵力仅为174万人，人民解放军发展到280万人、野战军增加到149万人，彼此不相上下。短短两年多，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国共力量对比有如此大的改变？这似乎是顷刻间发生的，但一切都有迹可循。

领导效力大相径庭。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对交战双方政治领导力的集中检验。我们党经过长期的思想政治建设，全党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达到空前团结统一，党中央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将士令行禁止，毛主席“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反观国民党军队，看似阵仗很大、人多势众，实则派系林立、各怀鬼胎，打起仗来阳奉阴违、敷衍塞责，关键时刻各自算计、明哲保身，老蒋“急得上蹿下跳也无济于事”。“一块整钢”对决“一盘散沙”，胜败早已注定。

民心向背显而易见。1949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同志和柳亚子泛舟颐和园昆明湖上有一段坦诚的对话。柳亚子说，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同志答道，打仗没有什么妙计，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党打江山、求解放，为的是让人民脱离苦海、过上好日子。一曲民间小调“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唱出了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人民成为坚定支持我们党的“铁粉”。而国民党代表的是少数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站在广大人民的对立面，民心尽失、民意尽损，迟早都是要垮台的。

战略决策高下立判。“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战略问题，历来是军事胜负的根本因素，是古今中外兵家研究的重大问题。被称为西方“战略学圣经”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认为，要赢得以少胜多的战争，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局部形成以多胜少的态势，从而实现各个击破的战略意图。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举插进敌人的心脏，整个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达到了“一招落子全盘活”的战略效果，赢得整个战局的主动，堪称解放战争史上的“神来之笔”。